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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建筑学报.,(10)；首发.10.20；
原题目：中国古代木构建筑营造如何用木
作者：孟阳、陈薇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建筑学院
传统木构建筑营造技艺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东南大学)
摘要：针对中国古代木构建筑营造过程中的用木问题，从择木、伐木、解木、搭木4个环节开展讨论，加强了对于营造用木的前期过程及其精准用材的研究，弥补了以往研究的部分不足，总结了知材善用和因材施造的绿色设计思想和经验。
木构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主流。在古代文献和长期的建筑实践中，表达出知材善用的材料观和因材施造的建筑观，并贯彻在自择木、伐木到解木和搭木的营造过程中，又体现在对材种、木性、下料、构件的具体认知和落实上。其中包含的生态意识、节材意识、理论和实践经验在当代亦有启迪价值。
一、择木有方—充分认知材种特性
对树种的选择是营建活动的第一步。得益于茂盛的林木环境，自然界已经为人类提供了上佳的树木来构建居所。然而，在纷繁的树木种类之中，有哪些木材堪为屋宇、哪些木材只是薪柴，需要从中甄别与选择。
从营建起步阶段的石器时代到先秦时期，经跨越千年不断的尝试，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择木范围。韩非子《种树喻》提到松、柟、栝、柏堪为栋梁之1)[1]56，其中，柟即楠木，“干甚端伟”2)[2]；栝应是桧木，“柏叶松身”3)；柏木“树耸直皮薄肌腻”[2]。另外，《战国策》记“荆有长松文梓楩柟豫樟(皆大木也)……”4)，提到梓木、豫章和楩木也常作屋材。梓木乃百木之王，“造屋有此木，则群材皆不震处”[2]；豫章应为后世之樟木，“可雕刻，气甚芬烈，大者数抱”5)[2]；楩木与豫章类似，是根植南方的名木6)。再对比古建筑用材的树种调查，北京明代遗构以楠木居多，清代遗构多用松木，四川地区用楠木、柏木，湖南地区以楠、柏、松、樟等为主[3]，说明先秦时期常用的这几种木材，一直延续到清代都是建筑用木最主要的选择。
西汉时，多了香材异木的使用。实际上，《楚辞》当中就不乏“桂栋”“兰橑”7)等说法，像这种传诵的文学作品中因可能挟有的夸张修辞导致我们无从判断，但《三辅黄图》确有汉武帝灵波殿用桂作柱的记载8)，然而，此处的桂木是樟科诸桂树，并非今天所指的木犀科桂花树[4]。建筑的香气并非汉武所独钟，这种奢侈的享受之风一直流于皇权阶层未曾消弭，陈后主建沉香阁9)、杨国忠建四香阁10)、元大内宫殿中以紫檀筑殿11)……只是这种对香木的赏玩，仅是建筑用木发展的一道旁支，并非选材的主要标准。
南北朝关于建筑用木的文献记载中明确出现了枞和白杨的用法。枞，松叶柏身，郭璞注曰“今太庙梁用此木”12)。白杨“性甚劲直，堪为屋材，折则折矣，终不屈挠”，但终不如松柏之类，“松柏为上，白杨次之，榆为下也”[5]，至于白杨次于松柏的理由，《广群芳谱》解释的更加清楚，“用为寺观材，久则疏裂，不如松柏材劲实也”[2]。
到了宋、明之时，文献中的用木记录又丰富了一些。北宋《营造法式》根据木材加工便利度计量解割工，提到了椆檀、榆槐木、白松木、楠柏木、梌黄松水松以及杉桐木[6]。椆木“其木质重而坚耐久不蛀”13)[7]，杉木具有“干端直，大者数围，高十余丈，文理条直”[2]的材性，桐木“木轻虚，不生虫蛀，作器物屋柱甚良”[2]。明《郁离子》的相关记载进一步扩大了取材范围，“枫、柟、松、栝、杉、槠、柞、檀无所不收”[1]11，枫“高大似白杨，枝叶修耸，木最坚”[2]，槠“作屋柱难腐”[2]，柞应是栎木，“高者二三丈，坚实而重，大者可作柱栋”[2]。
总的来说，文献之中建筑用木的材种范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渐渐扩大，主要用材有松类、柏类、樟类、梓、楠、杉、白杨、榆、枫、槠、栎等。通过对各材种特性的了解，反推其材性的共同之处，应该就是古人建造选材的标准所在，其原则可归纳为5点：干端伟、高耸直、径丈余、质坚实、性耐腐。记录在案的择木理论和原则切实地指导着实际工程的建设，对现存遗构进行材种鉴定后发现，建筑实例中的用木与文献所记的材种范围高度重合[8-10](图1)，而文献之胜，在于展现了古人对材料性质的认识与运用的思考。因此，二者结合，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营建初步材种选择的渊源。
二、伐木有时—熟悉掌握树木生长规律
采伐林木，使树木成为木材，是营建的第二步。树木的生长与天时密切相关，古代人们相时而动，充分遵循自然生长规律制定了伐木的律令(图2)。
最初的伐木令记录在《礼记·月令》中，“仲冬之月……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14)。郑玄对此注解为，仲冬之月为木材最坚成之时。而后，先秦以及汉代延续了时令治国的理念，但伐木之“时”变成了草木零落之时，如《孟子》“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赵岐注曰“时谓草木零落之时，使材木得茂畅，故有余也”15)，《淮南子》直接发布了“草木未落，斤斧不入山林”[11]的政令等。
无独有偶，就在《淮南子》成书前后，在万里之遥的罗马帝国，维特鲁威撰写的《建筑十书》也提到了伐木的良机乃是秋初到刮西风之前的季节，待到果实成熟、树叶开始枯萎之后，再加上冬季寒冷的气候使树木得以压缩而更加坚韧。这种在同一时期下跨越空间的共识，反映的是人类遇到木材建造问题时所作出的最本质的思考。
而除了考虑木材自身的坚韧以外，适宜的伐木时令还要兼顾虫蛀的影响。东汉崔寔“自正月以终季夏，不可伐木，必生蠹虫”16)，南北朝《齐民要术》同样提出了蠹虫的问题，“凡伐木，四月、七月则不虫而坚肕……凡有子实者，候其子实将熟，皆其时也”[5]-，其实与草木落而伐同理，然而依据不同树种的结实时间，增加了伐木的时机，如榆荚春日下，桑葚秋季落。对于虫蠹不生的松柏之类，四时皆得。
时代持续更迭，伐木时令并未废止。唐宋两代《营缮令》规定“春夏不伐木”，17)昭示了源自前人的一脉相承。直至今日，豫南山地搭建民居所用的木材都要求在冬季采伐，此时木材质地细密，而春季树木发芽容易生虫导致蠹朽[12]，福建传统建筑筹备材料也多选在秋冬时节砍伐树木，因此时木料较干，且方便开春后放筏水运[13]。伐木时令从起初的经验认识，到后来演变为法令制度，今天虽不再有明文规定但却回归为人们约定俗成的习惯，这种源自对树木生长规律的把握始终指引着人们的建设活动。
三、解木有术—最大化利用形成木料
采伐下的原木还只是不能直接用于建筑营造的“生材”，需经进一步解割和加工，形成具有广厚的规则形体，才能成为建筑用材，其造作既要考虑充分利用生材，又要照应构件的尺寸，解木是关键的一步。
解木方面的记载有案可稽的，以《营造法式》为早，核心原则是“就材充用”，其背后节约材料的意识不言而喻。在这种节用的思想下，全书关于木材到木料加工过程的记录共出现了3处。第1处在卷二“总例”中，为避免用料疏略，重订了估料法则，可谓锱铢必较，将原有旧例“围三径一、方五斜七”修立为“圆径七其围二十有二；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18)[6]，另外对八棱径、六棱径、圆径取方、方内求圆各作规定。第2处是卷十二“锯作制度”，有“用材植”“抨墨”和“就余材”3项条目，前两者都在强调“大材大用，不可充大材者量度合用”的原则，在“抨墨”中还提到了飞椽、生头木等或斜或讹或尖者可采用结角交解的解锯方式19)[6]，最能体现节材之意的当属“就余材”之制，解割下的边角料尽可能另作他用或制作薄板，若是边材有莹裂，须视莹裂程度而定，或带莹裂“就其厚别用，或作版，勿令失料”[6]。以上两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