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8月初,广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劳改犯”的热潮,至今给那一代人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痛。对这股潮流,当事人和受害人至今还都噤若寒蝉……
年,北京一家杂志刊登一篇小文,第一次透露了当时发生在广州的打“劳改犯”这件事。
文章写道:“进入年夏季,广州街头忽然传出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说是粤北‘劳改犯’大暴动,将会很快前来洗劫广州城。”传开之后,广州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一听到粤北劳改犯要洗劫广州的消息,一向低调的广州人,心情绷到十二万分紧张。这时广州公检法机关也一片大乱,仅是8月6日,机关受到41次冲击,8月8日,郊区茶头一个农场的“劳改犯”五百多人走掉四百多,据《广州地方志》记载,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个收容人员和拒收樟木头收容所送来的两车共83名偷渡人员,在此之后,“释放劳改犯”的谣言不胫而走。
在当时变态的思维中,有的人甚至认为杀人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动辄要人家的性命。打死一个阶级敌人是不用负责的,因此死人之多难以计数。据不完全统计,自8月27日至9月1日仅6天,广州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被杀绝。这些不忍卒读的数字,在广州打劳改犯的运动中继续蔓延。
那些年头,人们对各种“阶级敌人”充满了“阶级仇恨”。“劳改犯”属于“阶级敌人”,逮住便往死里打,毫不手软。甚至只要是看上去像劳改犯的人就照打不误!
自听到劳改犯要来的消息,各街道之间都纷纷设上栅栏,多由砖瓦砌成或木料制成,有的靠街坊间集款购买,有的则直接从一些建筑地盘中取用。就像内战时,城中为应付巷战的设施一样。入黑时分,栅栏就会加锁,禁止出入。
一个居民回忆,“一德路商铺林立,由于害怕被洗劫,在顶层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连通联防,成了当时广州的怪异一景。我家当时住在珠光东路,东边的德政路入口处和西边文德路的入口处也都筑起栅栏,白天自由通行,黄昏便关起闸门,由居委会组织一些认为出身贫苦、政治可靠的人值班防守,对出入的人进行盘问。夜间还派有游动哨,在街巷里巡视,一有动静,便敲响脸盆或铝锅互相呼应。
有好几个晚上,听到从远处传来紧张的呼喊声:‘大沙头码头有劳动犯上岸啦!’敲打锅盆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震荡着广州的夜空,平添几分凄凉和恐怖。”此时,“不管什么人,打了再算”,“打死都无声出”,“劳改犯打死活该”等论调大行其道。形成一个“劳改犯就该人人喊打”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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