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班牙攻势再起，增加了民众的紧张，葡萄牙发动了3年对西班牙疲惫之师的有力战争，终于被推翻了，之后葡萄牙人将自己大量的羊毛作为北欧国家的纺织品原料出口，摆脱贫困，因此，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羊毛纺织工业，但是葡萄牙还有一些冲突，这冲突不仅是乡村和城市、工商业者和贵族之间的对抗，也是在社会阶级内部的一种对抗。
政变的胜利
伴随着里斯本皇宫的一次政变，独立战争的胜利阶段在年开始了。布拉干萨的凯瑟琳嫁给新教英国国王的昂贵婚礼既不受大众支持也不精明慎重，为摄政政府带来了尖刻的批评。西班牙攻势再起，增加了民众的紧张，加上贵族财富遭到洗劫，在里斯本引起了严重的恐慌。在后来成为名义上的国王、有可能智力迟钝的王后私生子的支持下，贵族中一个难以驾驭的年轻派别推翻了摄政王后的统治，将26岁的卡斯特罗梅略尔伯爵推上了战时“独裁者”的位置。新政权决定立即改变葡萄牙的国际关系格局，从与英国结盟转到与法国结盟。年轻国王迎娶了一位法国公主，年轻的独裁者将波旁王朝的皇家专制主义和枢机大臣作为自己政府模仿的对象。而新国王的弟弟佩德罗王子和他妹妹英国凯瑟琳皇后对这种亲法独裁统治的反对意见却被置之不理。凭借卡斯特罗梅略尔的军事实力以及在法德统帅绍姆贝格杰出指挥下的国际雇佣军，葡萄牙发动了3年对西班牙疲惫之师的有力战争。在经过几次决定性战役后，葡萄牙的胜利终于在年得到了巩固。两年后，亲法国的一派和它的独裁者在另一场宫廷政变中被推翻了。佩德罗王子和亲英国派重新夺取了权力，并且在年，西班牙最终承认了布拉干萨王朝的“合法性”，《威斯敏斯特和约》也正式得到批准。尽管在他统治的前半期只是被冠以王子摄政的封号，但是佩德罗却给葡萄牙王室带来了40年政治上的连续性。
佩德罗王子对他哥哥王位的篡夺给葡萄牙政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无能的年轻国王被流放到中大西洋上的亚速尔群岛。年轻的独裁者怀着专制主义野心逃离了这个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去英国寻求避难。尽管佩德罗通过迎娶他被废黜兄弟所疏远的法国妻子来提振他的政治地位，但是葡萄牙拒绝了与法国结盟。在独立战争最后阶段被西班牙侵占的所有领土都被归还给了葡萄牙，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控制直布罗陀海峡的摩洛哥要塞城市休达。在独裁统治下冒头的专制主义趋势被扼制了，旧贵族暂时恢复了部分影响力。政府又一次被宫中的少数寡头所控制，而不是处在由国王任命的官员控制之下。与英国的古老同盟得到了恢复，里斯本成为缩小版的伦敦，奉行北方的重商主义，与周围格格不入，挤满了在阿姆斯特丹新建的商船。环绕在里斯本四周的葡萄牙农村是一片农业天主教的海洋,在那里地方贵族命人按意大利风格建造小教堂，绅士们照着富丽堂皇的法国概念去建造他们的庄园。
葡萄牙摆脱贫困
年的和平本应该使葡萄牙摆脱防务费用的消耗，有条件以巨大的飞跃去摆脱贫困。然而，繁荣却依旧难以实现。葡萄牙国内最接近产业化、且具有国际重要性的产业是海盐业。盐曾经是战争期间一种至关重要的经济资产，并且市场范围也从荷兰扩大到波罗的海诸国。在17世纪60年代，阿姆斯特丹的盐价曾相当高，也促进了葡萄牙最终取得独立。因为葡萄牙商船规模始终不够大，不能将盐运到顾客手中，所以每季都有数以百计的小船南行至葡萄牙海岸，购买吨原盐。用盐作为进口支付手段的能力使葡萄牙盐业获益良多，但附加值颇低，且抑制了国内制造业的发展。
凭借卖盐的收入，里斯本社会能从国外买到纺织品、服装、家居设施、金属制品、瓷器、装饰品以及其他奢侈品而无需去培养国内手工业或提高农村生产力。先天发育不足、只能出卖原材料而买进制成品的困境，从一开始就折磨秽恢复独立后的葡萄牙经济。
葡萄牙的第二大海岸工业捕鱼业也没能带来期望中的繁荣。鱼对沿岸人家和港口居民来说是比肉还要重要的饮食组成部分。但是海外殖民地的增长剥夺了这项全靠海上技能的行业，因为渔民都被征去服务于帝国庞大的海上航线了。渔民们还要忍受渔船的短缺，因为渔船都被拿去用在长途贸易上了。造船厂也有其他为海军优先建造的项目，连造船用的木料都要花巨资从瑞典和巴西进口，而不是靠牛车从葡萄牙内陆的森林里运。当捕鱼业资金匮乏到无法满足本国主要产品鳕鱼干的国内需求，葡萄牙的经济依赖性已经变得相当严重。这个曾经引领开发拉布拉多和纽芬兰大渔场的国家，现在却要依靠英国船队去捕捞北大西洋的鱈鱼了。更为夸张的是，葡萄牙甚至允许英国渔民从英属北美殖民地直接向巴西种植园市场出售鳕鱼干。这种开放严重破坏了传统重商主义坚持的、所有贸易必须通过大城市并增进母国财富的要求。
然而，里斯本的食物供应面临着一个比鳕鱼短缺还要巨大和古老的危机，这就是缺乏充分的小麦市场机制。看起来，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小麦，似乎要比投入稀缺的资金和人力、提高国内种植业的管理和运输来得更加容易而且有利可图。自中世纪以来，葡萄牙的谷物危机就一直影响着城市并且成为第一次殖民扩张的动机之一。17世纪时，问题和以前一样严重。玉米种植直到18世纪才开始减缓粮食短缺,但日常的主要谷物还是小麦、黑麦和大麦。一些种植在南部平原的小麦可以用沿海的船经由部分通航的萨多河运出来。然而当海运可行时，往来离岸的岛屿还是更加容易。在年，革命爆发之前,里斯本已经用法国船进口了60船亚速尔小麦和相似数量的来自塞维利亚的西班牙谷物。在脱离西班牙之后，英国成为了国外谷物的主要供应商。而当英国剩余供应不足时，里斯本就开始向英属北美殖民地购买粮食。因此葡萄牙维持了鼓励贸易的传统而非去鼓励国内的农业生产。然而进口“便宜”食物而不去培育国家自足的政策并没有改善城市中产阶级和贵族地主之间的关系。
由于盐、渔业和玉米等的传统生产不能将葡萄牙从贫困中拯救出来，佩德罗王子的摄政政府就怎样改造国家经济广泛征求意见。三个方案被提了出来，以使国家摆脱贫困，并且在以后的三个世纪里，这三个方案都被周期性的使用到了。第一个也是最难的方案是实行工业化，这个方案旨在更有效地利用本国的资源和人力。第二个方案是以移民的方式向殖民帝国输出人和技术，然后再依靠他们以现金或其他形式寄回母国的汇款。第三种方案是向英国或其他地方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再依靠外国的技术来供应制成品。在佩徳罗王子执政的40年时间里，他尝试了所有三种方案，其中以工业化的尝试为开端。
独立初期制造业政策的基础就是未竟的纺织品生产。葡萄牙最大的单一进口商品和对国际收支平衡压力最大的商品就是编织布。尽管葡萄牙是一个养羊大国，但它只是将自己大量的羊毛作为北欧国家的纺织品原料出口。因此，摄政王的经济顾问埃利塞拉伯爵建议应该按佛兰德斯传统模式在葡萄牙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羊毛纺织工业。“工厂”建在科维良，位于中央山脉脚下，既方便得到大量的羊群也方便获得干净的山泉。然而就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的新工业项目一样，这项试验并没有获得成功。经济创新引发了葡萄牙传统纺织行会的强烈抵制。他们不仅害怕更好的资本化工厂纺织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而且也担心国有企业会挖走他们熟练的劳工。将单件工作外包给织棉工的中间商也对竞争提出抗议。在市场的另一边，消费者也抱怨当地的产品比不上英国精纺毛料的质量。带有一种强烈但又保守的时尚感的城市买家，也拒绝接受这种新的国产布料。政府保护新生产业，对纺织品进口强加限制，力图节约外汇，这反而激化了对抗。经济限制进一步加剧，甚至通过了旨在限制上流阶层过度购买外国产品的法律。城市进口消费者与农村传统纺织业者的愤怒与地方行省贵族的抗议交织在一起，后者将工业化视为对其古老社会地位的一种威胁。
反对工业化的地主找到了期待已久的支持者,这也不难预料，就是坚决保卫传统观念的宗教裁判所。在独立战争期间，宗教裁判所并没能阻止葡萄牙从西班牙分裂出去，在卡斯特罗梅洛的独裁统治下，宗教裁判所也未能打破葡萄牙和法国的良好关系，以及从法国柯尔贝尔借来的现代经济规划思想。在佩德罗王子摄政下，宗教裁判所的成员们引发了贵族的恐惧，声称工业化可能会给王室带来独立的收入来源。而他们声称的这种王室自由，将削弱对王室的传统限制，促进朝向一种王权专制形式的发展，而这正是他们在年和年时都竭力反对的。宗教裁判所发现阻碍佩德罗的工业政策毫无困难。纺织品制造商被指控为犹太人的资本代理，在宗教裁判所的地牢中饱受折磨，以此来吓跑潜在的投资者。在对犹太教进行法庭调查期间，对织工的长期监禁使生产陷于停顿。判罚导致他们的财富全部被嫉妒的指控者没收，为了达到最大的威慑效果，一些工业家被当众处死了。这场迫害不是变态的种族歧视和宗教盲从的一种简简单单的大爆发,而是葡萄牙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权力斗争的中心部分。
宗教和种族迫害对17世纪葡萄牙社会和经济部门造成的伤害要比几个世纪后，当非理性的偏执令理性的利益冲突获得破坏力时，它们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将做的严垂得多。葡萄牙的冲突不仅是乡村和城市、工商业者和贵族之间的对抗，也是在社会阶级内部的一种对抗。葡萄牙有一个特别积极有力的“买办资产阶级”，他们通过进出口贸易获得财富和地位。中产阶级中这些做贸易的人，在维持国际贸易的高水准中享有自己的既定利益，而不是在培植国内生产做到自给自足中享有既定利益。作为远远不是经济民族主义者的城市批发商，他们发现自己与外国供应商有一种共生关系。这正是法国和他们的本地代理商都不想看到葡萄牙发展本国丝绸工业的原囚——这将限制法国丝绸在葡萄牙的市场。
法国商人阻止佩德罗政府在法国招募工匠的企图，并为年大旱灾给葡萄牙丝绸生产商带来的困难而欢欣鼓舞。由此，里斯本滨海的进口商发现他们已经陷入了一个外国供应商和保守贵族相勾结的邪恶同盟，两者都反对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这个资产阶级圈子里最有影响力的合伙人就是英国人了。
里斯本的英国贸易社群，统称为“工厂”，是一个在滨海拥有稳固的基础、组织严密、享有政治特权的贸易代理人社群。尽管有时宗教裁判所将歇斯底里的仇外情节指向英国人，但工厂成员依旧保持了他们在独立战争期间贏得的权利，践行着自己的新教信仰，维持行自己小心用墙围起来的墓地。保护这种英国联系的战略元素便是皇家海军，在捍卫葡萄牙和它的殖民帝国免遭敌人攻击上，皇家海军要比法国或西班牙的舰队都更为有效。在外交上，葡萄牙通过布拉干萨的凯瑟琳也与英国紧密相联，她一直是英国王后，直到年。然而，比这种战略和外交结合更为重要的是与葡萄牙经济利益的古老结合，这种结合试图阻止葡萄牙进口替代工业的产生、维持与英国的商业往来。与英国工厂联系在一起的当地代理人和零售商自然也满足于继续从英国的生鱼、精纺毛纱及更突出的小麦的供应中获得一份收益。因此，正是“葡萄牙贸易”帮助英国的谷物种植业主发起一场农业革命。而葡萄牙却没能走上相同的道路。相反，它再次将目光转向殖民帝国，力图在不打破竭力阻碍经济创新的、危如累卵的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去解决不断严重化的收支平衡赤字问题。
古老的亚洲海洋殖民帝国曾大就吸引了来自葡萄牙港口和东边阿尔加维的移民，但还没达到压倒性的数量。重新收复的巴西陆上殖民帝国需要更多的人口去开发这半块人口稀少的大陆上的农业潜力。就像已经被英国或法国的经验所有力证明的那样，移民，尤其是那些来自人口密度很大的葡萄牙北部的移民，可以替代一场可能会剧烈改变社会结构的国内农业革命，发挥同样的效用。
结束语
葡萄牙移民是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替代物，尤其是那些来自人口密度很大的葡萄牙北部的移民，直到19、20世纪才达到顶峰，但是它的确已经在17世纪出现了，在巴西的蔗糖和烟草移民种植者被期待去应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市场，好为葡萄牙赢得收入去支付从英国的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