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那棵红枣树
胡玉蓉
母亲走后的第二个春天，二姐与我在 “幺儿，快来，吃枣嘞。今年天雨，结的不多，不过可甜喃。”母亲的声音不疾不徐，一如往昔的温婉，仿佛因为这一季的枣获不好，略略透着一些欠意……恍惚间，泪水从眼眶奔涌而出，我匍匐在沙发上一时不能自已。
可以肯定的是出于迷信，外公在母亲出生后给她起名“水萍”，一则因为五行缺水，同时寄望厚德温润将来可以兴旺夫家。然而终是人算不如天算，母亲竟然像漂浮在水面的浮萍，在颠沛流离中渡过了人生当中的前三十年。先是幼年失母，少年丧父，青年时代，在举目无亲的境况下不得已远走他乡嫁为人妇，后受父亲文革中政治问题的牵连失去了教职，只能独自拖家带口回迁到父亲的老家——大山深处的一个偏僻村落。
结束命定的漂泊，母亲这叶青萍开始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扎下根来。彼时，父亲尚在狱中，家中四个女儿嗷嗷待哺，在那个饥馑的年代，祖屋近处的那棵枣树，成了她在生活的凄风苦雨中不断抗争，最终护佑着她的孩子们艰难存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和支撑。
“地无三尺平”的故乡山高坡陡，可作耕种的土地极为有限，母亲在继承了上辈几分薄地和两间倾颓的瓦房之后再无所得。原本师范毕业的母亲，并不熟悉农事，在困窘的现实面前只能丢下知识分子的矜持与孤傲，跟着村民学起驾牛犁田，栽秧割麦。而我只是附在她被汗水浸透的后背，随着她身体的起伏，哭困了睡，睡醒了哭。即便如此起早贪黑地劳作，一季到头除了上缴已是所剩无多，不足填饱一家五口的辘辘饥肠，心力交瘁的母亲总是愁容满面。
倘若有什么值得母亲高兴的，那就只有在每年三月底枣树萌芽开花了。这时的母亲会围着枣树，缓缓拉下枝条，细细地数着枝条上的花蕊，一朵都不愿漏过。是的，只有这季节，我们才会看到母亲脸上泛起的笑容，纯美得让人看着想哭。枣儿生长期是母亲最为上心的时候，邻近村民时常都会听到她呵斥枣树边戏耍的顽童和驱赶天空飞过的鸟雀的声音。八月，枣熟以后，母亲就会用长长的竹竿轻轻敲打枝条，将红枣从树上一个不剩地弹落下来，仿佛用劲一大，枣儿便会飞溅出去，再也寻不回来。采摘回来的红枣会被母亲晒干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在无数个被饥饿扰动得无法入眠的夜晚，母亲总会在黑暗中悉悉嗦嗦地从大木柜里摸出一些枣干来，分发到姐妹们手上，擦掉我们脸上的泪水，一边搂着我们，一边给我们讲述她在师范读书时候的趣事，或者轻轻哼唱从学校学来的歌曲。以至于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那些眼泪和笑声至今都搀合着浓浓的枣香。
父亲再次回到家来，已是十二年之后。此时大姐早已出嫁，二姐招赘的上门婿也已经到家开始主事，三姐也谈着恋爱，就等着到了年底把婚事办了。而我，正在为实现母亲的愿望——考进她的母校，成为教师，走上讲堂努力着。在所有情形都在往好的方向开始转变时候，母亲终于积劳成疾，无法再如平常那般忙里忙外操持家务了，而父亲的回归再一次将这个家推入风雨飘摇的境地。
心气极高的父亲不知是为了偿补对我们母女多年的愧疚，还是对于农村生活的不屑与抵触，回家不久就张罗着和别人合伙做起了木料生意，在最终赔掉了二姐的嫁妆和家里所有的积蓄后，还欠下了对方几千块钱，这笔债务在当时的农村无疑是一笔巨款，何况我家。被上门催债的人堵在家里的父亲迫于无奈，竟然提出让我抱养到债主家以抵消债务（在故乡，所谓的抱养，实际上是充当童养媳而已）。愤怒的母亲从病床上爬起来，抱着父亲的腿疯狂地撕咬，对着来人声嘶力竭地哭吼“谁敢动我幺儿，我要和他拼命”债主在得到母亲的承诺后不得已放弃了与父亲的约定，而父亲却因此弃家出走，开始了属于他的流浪生涯不再回来。
人走了就走了吧，可债还是要还的，而我的书也必须读下去，这是母亲的说法。自那以后，每当我放假回家都能看到母亲拖着病体更加精心地照料着那颗枣树。母亲心里清楚，不能再给承担还债任务的二姐一家增添负担，而我在师范读书的所有用度，除了大姐、三姐悄悄的接济外只能依靠这颗枣树一季的收获了。在校期间，自小体弱贫血的我每每收到母亲央人带来的小袋枣干，总会凑在鼻前深深嗅着枣干上残留着的母亲的气味，然后一个人躲在角落里低声抽泣。
常年的病痛悄无声息地消耗着母亲的生命。两年前的正月初五，没等过完春节，母亲就去世了。我们按照遗愿将她葬在了枣树跟前的大田边。而我自然是懂得，那棵枣树是她这一生所有心酸和苦楚的见证，也是她对女儿们永久的牵挂和不舍。
哭泣良久，我擦了擦眼泪，拿起手机给二姐回发信息：枣树倘若真的死了，也不要砍去，留着它吧，那是母亲留给我们的念想。（作者系广元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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