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智雄怀念我的二哥

怀念我的二哥卓智雄

我二哥卓春，在壬寅年正月初四病逝。这天是虎岁立春，又恰逢北京冬奥会开幕，本应是喜庆的日子，可是我家大小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二哥耄耋之年，善终正寝。哥哥一病就走，不拖累子女，可谓“死如秋叶之静美”。

每当我想起二哥一生辛劳，安贫乐道，特别是对我无微不至的关爱，我梦魂牵绕，难以忘怀。

我兄弟姐妹共5人。大哥是同母异父，母亲前夫病亡后改嫁我父亲而带来。二哥是我父长子，还有三哥、姐姐，我是幺儿。我父亲头脑精灵，是当时村里的“鲁班”，他特长手工制作海南的八仙桌（此桌，农村家里必有，逢年过节用来祭祀祖宗），工艺精致，名扬村内外。父亲有了这门手艺，加上母亲勤劳种地，养家糊口没问题。但好景不长，上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过后，父亲因病抛妻丢儿，驾鹤西去。我当时不满两岁，父亲长得啥模样都记不清。那些年，家里“孀妻遗男”的日子，苦不堪言！

父亲走后不久，父生前为二哥与邻村一家淑女少时“红纸合命”之约也黄了。新社会提倡男女自由恋爱结婚，解除旧时婚约也寻常不过。二哥当时已近婚龄，人又老实，寡言少语，家道贫穷，媳妇难找，让母亲犯了愁，曾多次托媒为二哥相亲，都打了水漂！

上世纪60年代初，海南万宁县石龟水库兴建，需要大批民工，二哥勇跃报名参加大会战。他干了两年多，工地只管吃住，无计劳酬。水库建成竣工后，二哥和长安公社籍50多名民工分配到国营新中农场工作，他安排在三更罗队（16队）当工人，一直到退休。

人挪活，树挪死。二哥虽然是农场工人，但比当时的农村好些。他吃“皇粮”，领工资，晚年有退休，让人眼馋。二哥做事脚轻手快，憨厚老实，很快就被当地的黎族“阿妈妮”相中为婿。

二哥的婚期逼近，老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女方要男方上门求亲，只需百余元彩礼。当时，这些钱对我家来说是天文数字了。大哥早已成婚，生儿育女，另起炉灶。我、三哥、姐姐还未成年，我们家贫如洗。母亲在生产队做工，工分少，年年超支，粮食常常是青黄不接，借米过餐。祖宗留有3株大果椰子树、1丛薄皮竹（此竹，农村用来编织各种农用品），要到季节才有微薄收获。我记得，当时一个椰子卖5角钱，一支竹卖6角钱，即使全部摘下、砍掉变卖，所得也是杯水车薪。最后，老母亲没有方法，只好打三哥那辆自行车的主意了。

三哥这辆车是用血汗换来的。三哥读万宁中学初中时，每天上学步行来回10多公里。他乘放假在家，和村里青壮年人一起，步行离家10公里外的牛角岭山脚下砍树。大人砍树要首二段，用刀斧修成长方块料。三哥年小体弱，只拾树尾，兄弟帮他把小圆木用刀斧修成小方料，他用吃奶的力气肩扛回家。三哥连接上山肩扛方木20多条（上山一趟扛一条），锯成椽（也叫格子板），聚少成多。椽条卖得多元，买了那辆自行车，三哥有车代步了，高兴得眉飞色舞。

母亲把三哥心爱的凤凰牌自行车以元卖掉了，母亲的“馊主意”让三哥十分无奈，他为那辆车，哭闹了三天二夜。二哥如愿以偿地娶回嫂子，在那破旧的老屋里成亲，全家大小欢欢喜喜，心里乐得开了花！

二哥嫂婚后“三岁逢二”，连生两男孩。后来我三哥、姐姐也陆续结婚。三哥找到工作，在长安人民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分家而居。家里只剩我和多病缠身的老母亲，相依为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年岁暮天寒，老母含泪离我们而去。春节过后，二哥带我上新中农场中学读书。那天一早，兄弟俩冒着严寒细雨，二哥背着一袋大米走在前，我手拿行李（一个肥料袋，内装一张旧毛毯和两件旧衣服）跟在后，我俩步行一个多钟头，走了约五公里路，到了万宁车站乘车，已经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我又累又饿，差点昏倒过去。现在回忆起来，那情景，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二哥的身影如朱自清笔下父亲的背影没两样，而我呢？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

长兄为父，哥哥当之无愧。我17岁高中毕业后在三更罗队当割胶工人，与哥嫂一起生活3年多，哥从来没叫我要过生活费，他仅要公家给我的每月定量口粮40斤。哥嫂当时有两个小孩，月工资合起来不足60元，生活也十分困难，都是寅吃卯粮。我已近成年，但个子矮小，人又消瘦，队里人都称我为“卓仔”。我做苦力工，力气薄，吃不消，二哥为我整天愁眉苦脸，不知道如何是好。有幸的是，当时知青教师陆续回城，教师紧缺，我考上农场教师。我边教边学，参加全国高等自学考试，获得中文专业《写作》《现代汉语》单科合格证书，后来又参加华南师范大学中文本科函授学习，顺利获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二哥高兴得逢人就说，我为家里挣了光，也为他争了一口气。

二哥为我的婚事操尽了心。他冒着炎热，备好午饭带上山，早出晚归，砍树木（当时还没封山育林），锯成几节圆木，借队里的一头公牛和牛架（拉木用的工具），从山上拖回来，锯成做床使用的木料。然后叫大哥、姐夫带来木工工具，到他家里吃住几天，用手工制作成牛拦床（简易床），也就是我的结婚床。他腾出队里分配给他唯一的简易房，给我当作婚房，他和嫂子及小孩，睡在不足20平方米的茅草厨房里。二哥还与兄弟姐妹商量，筹了几百元，让我完了婚。

如果没有二哥，我早已命归黄泉。我患了一场大病，是哥哥把我从病魔手中夺回我的命。上世纪80年初，我在万泉河上游的香根学校任教。腹内无文，怎能“传道授业解惑”？因此，我边教边学，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我的文化知识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却把身体搞垮了。常有咳嗽、低热、胸闷、乏力等症状，经检查患了肺结核病，当时我都懵了。此病是传染病，当时缺医少药，难以治愈，人见都望而生畏，跟现在的新冠肺炎一样可怕。我深知唐代诗人杜甫、宋代大文豪苏轼、《红楼梦》里的林黛玉、现代文学家鲁迅等人，都命归此病。

那时我结婚没多久，妻子怀孕了。她知道我的病情后，整天以泪洗面，痛不欲生。医院做人流，并提出离婚。此后，她回娘家了。我二哥知道此事后，扼腕长叹，默默不语，埋头抽烟不停，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个样子。我老婆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与她草率成婚。她才20出头，人长得又高又漂亮，是村里一朵花，村里人说她嫁给我是“鲜花插在牛粪上”。说实在，她嫁给我这个病贫交加的人，往后的日子怎样过？分道扬镳，也合乎情理。

我童年失怙，成年病魔缠身，妻欲离而子坠，“心似己灰之木”，现实生活残酷无情，我孤独无依，几次想轻生了事。

“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二哥看到我生病，他二话不说，收拾我衣服，医院办好住院手续。他安慰我说：“阿弟，我问医生了，你的病还轻，可以治愈，你要听医生的话，按疗程治疗，我会给你送饭来的”。二哥语重心长，让我暖到心里。

医院离二哥的住地不远，我住院第一个月，二哥天天送饭，一日三餐，风雨不改。他带来的菜有鸟肉、鸡肉、猪瘦肉、塘虱魚、福寿鱼，还有疏菜，一顿饭一个菜样！二哥二嫂收入微薄，哪来的钱买那么多丰盛的饭菜？我追问其原因，他实话实说，除猪肉是买的外，其它的全是没用钱的。鸡是自己家养，鸟是他用“弹弓”打来的，鱼是在河沟里钓的，蔬菜是嫂子种的。听完哥哥这番话，我眼睛像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二哥为了我，快奔知天命之年的人，却干起儿时他最拿手的活儿！当时，原始森林、满山遍野、岭角山下到处都是鸟兽的天堂，河深水混，鱼虾甚丰，这自然环境，给二哥创造了有利条件。

后来，队里安排二哥到离家很远的山上看管橡胶小苗，吃住都在工地。为防野猪等损坏胶苗，橡胶园不能离人。二哥不能为我送饭，但二医院照顾我。每逢周末白天，二哥都会匆匆下山，带点营养品，来医院看望我，又急急忙忙赶回山上。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在医院和二哥一家的关照下，我的病痊愈了。后来我从香根学校调回场部附近的朝阳学校，分居两年多的妻子，也回到我身边，和好如初。二哥四处走亲访友，借来元给我，让我在二哥家邻近的37队胶站旁边，盖起一间简易瓦房，安居乐业。新居入住那天，二哥带全家人，还有他的几个铁哥们，到我家为我助兴。那天晚上，夜深人静，皓月当空，妻子依偎在我身旁，亲昵地说，她又有喜了。

（二哥嫂曾经住过的简易瓦房）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我二哥常年劳苦，体弱多病，嫂子也患有严重的慢性关节炎，他们只有50多岁，农场就为哥嫂办了病退手续。从此，哥嫂从农场搬回老家。老家村庄土地被海南东线高速公路征用，村民己搬迁，我们家老屋也倒塌了，二哥在万宁市万安大道北边队里分给的安居地，盖一间简易瓦房过日。二哥时来运转，两个儿子在外打工，也找到了媳妇，有了3个孙子。哥嫂的退休金连年增加，吃住无忧，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我和三哥，逢年过节，带全家大小与兄嫂一起团聚，年年如此，从没间隔过。兄弟妯娌，和睦相处，其乐融融。正如春节家门口贴的春联：“四季平安原是福，一堂和煦便成春”。我愧对二哥，他的恩德，我来不及报答，他就撒手人寰了。如果有来世，他还是我的亲哥哥！“执手陌上眠，从此天涯眷”。逝者已逝，生者如斯，愿天上人间，共安好。我和侄儿在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二哥还有多元现金和2万多元的存折。哥哥一生清贫，省吃俭用。这时，睹物思人，我的泪水又夺眶而出。